圣徒坚忍——家庭教会的信仰反思(2021教牧论坛)

2022年09月27日
GTC

引言

广义上讲,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宣教,就开始有了家庭教会;狭义上讲,20世纪50年代,为了彻底与三自分别,以王明道老前辈为代表的一群不从国教者,开启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从1949—1979年,中国家庭教会经过了三十年血雨腥风的洗礼,老一辈至死忠心的神的仆人——王明道、倪柝声、谢莫善、林献羔、杨心斐,他们为主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对家庭教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也为后来的教会打下了稳固的根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的城镇化发展给中国家庭教会带来了难得的福音契机,尤其是温州、河南、安徽等地方教会出现了快速的增长,经历了教会的复兴。但随着家庭教会四十多年的发展,很多问题也开始渐渐地暴露出来,一些异端,如东方闪电,能够轻易的给教会造成很大破坏,教会内部的分裂现象也一直不断,以及教会年轻一代的信仰普遍表面化。这些问题都显示出教会不健康,成为家庭教会发展的阻碍。下面就尝试对家庭教会这几十年所走过的坚忍的历程,做一些总结和反思。

一、近代对教会影响深远的两个运动

自从改教运动以来,新教有过多次的复兴运动:清教徒运动、大觉醒运动、海外宣教运动等。不同的运动在不同时期会形成自己独特的传统。其中有两个运动,对近代教会影响深远,即敬虔主义运动与圣洁运动(或循道运动)。为什么一开始要特别介绍这两个运动?因为它们对中国家庭教会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只有了解了它们的来龙去脉、特征和影响,才能明白中国家庭教会传统的渊源及问题所在。

1、两个运动

(1)敬虔主义运动

十七世纪初期,德国路德宗教会敬拜开始变得教条化,信仰普遍冷淡麻木,讲道大多都是教义式的,信徒对信仰的理解,仅限于知道要理问答、出席聚会、参加圣礼。在这样的处境中,路德宗牧师施本尔开始在自己家中聚集一小群人,一起读经、祷告,对他们进行更深入的灵命栽培。这种聚会后来被称为“敬虔小会”。这一群敬虔主义者,非常强调内在对基督的经验,要有激烈的悔改经历;信仰的核心是与基督有亲密的经历。结果,他们为当时软弱的德国教会带来了复兴。这场运动被称为“敬虔主义运动”。

(2)圣洁运动

到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对基督教造成极大的冲击。那时期的英国社会道德低落,教会也落入了只注重礼仪的形式中,信仰体系僵化,教会生活变得枯燥乏味,信徒普遍轻忽生命的造就。这时候,英国出现了一位人物,就是受敬虔运动影响的约翰·卫斯理,他与弟弟查理·卫斯理组成了圣会。他们除了操练祷告、敬拜外,也积极从事社会慈惠工作,包括废除奴隶制度、禁酒等,给当时的社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后世称之为“圣洁运动”,圣洁运动继承了敬虔主义运动的核心信仰。

2、两个运动的特征和影响

这两个运动都回应了那个世代的软弱,为当时许多垂死的教会带来生气,也对后世教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些特征和影响包括:

(1)注重信仰的主观经历

讲道和圣诗很注重渲染感情,信徒要有激烈的悔改经历才能成为教会的正式会友。比如:敬虔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亲岑多夫,他一思想基督肋旁的枪伤,就充满幻想及感情,因而操练敬虔生活。他有句名言:“宁做活异端,不做死正统。”

圣洁运动的代表人物卫斯理,他有过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之后脱胎换骨,深深地感受到被上帝的爱包围。于是,卫斯理的成圣观是:只有内心经历圣灵的大能,有强烈的内在与神的体验,才能肯定自己是重生的人。卫斯理的重生观念对华人教会有深远的影响。比如当牧者问:“你重生了吗?”许多信徒不好意思说自己重生了,以免显得太骄傲。卫斯理的重生观念,重点是自己要有重生的经历——强烈地认罪,为自己的罪要深刻哀恸,感到圣灵的光照,经历重新做人的喜悦。这才是重生。

内心经历圣灵的大能,主观经历上帝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但当主观经历成为真理的依据时,那就是危险的。这种成圣观,形成了一种鉴别救恩确据的新方法:宗教经验成了辨别信仰真伪的确据。这种偏重主观感受、过于强调经历的信仰形态,慢慢发展出后来追求超自然能力,祷告上帝外在的特殊能力的证据,比如:讲方言、行神迹等。这些现象与在河南影响很大的重生派、灵恩派有很多相似之处。

(2)强调传福音的热忱

对敬虔运动推波助澜的是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是新教第一个开始宣教的群体,对其他宗派有很大的影响。他们非常关注宣教工作,主张宣教移民,鼓励信徒家庭迁移到别的城市居住,从事宣教工作。敬虔运动点燃了新教宣教工作的火炬。

在传统家庭教会中成长的基督徒,他的属灵生命观认为,相比做很多的世俗工作,给人塞份福音单张、传福音更有价值和意义。家庭教会受此影响,热爱传福音。

我们必须反思,今天的家庭教会对传福音、宣教事工还有多少热情?现今教会的增长,很多都是转会来的,教会正失去传福音的热情。北美华人牧师李秀全说:如果一间教会建立超过十五年,还没有参与宣教,除了窝里斗就没什么事干了。

(3)轻视神学教义

由于敬虔主义运动和圣洁运动都注重个人的悔改、成圣、心灵的感受,强调信徒生命的改变,他们认为不应该有神学争执,应该彼此包容,彼此尊重,不应该强硬确立自己所持的见解才是真理。故此,他们普遍轻视学术研究与神学反思。

我们很熟悉这个画面,现代信徒面对神学争论时的态度是这样:“不要争论……”上个世纪美国长老会的包义森牧师在《基督教与现代神学思潮》一书中指出,因为敬虔主义反对当时教会的教条主义,结果连神学教义一同抹杀。因此,当自然神学的影响从法国侵入德国时,迅速在路德宗教会占了优势。

当时低估神学教义的重要性的结果,就为后来的自由神学及现代主义铺了路。渐渐地,相对主义便开始形成,理性批判是万能的,高等批判成了最高权威。自那以后,人开始用自己的理性架构去规限神的启示,各种反基督教思想也在学术界出现,如自由主义神学、圣经高等批判、进化论、共产宣言等。一百多年后,基督教退出了历史主流思想舞台。唐牧师有句经典的话:“人一切的失败,都是神学的失败。”

(4)信仰变得极度个人化及内在化

将基督教信仰变得个人化和主观化,危害是什么?香港建道神学院院长梁家麟谈到,敬虔主义将基督教信仰变得个人化和主观化,结果助长了启蒙运动所标示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当把主观的属灵经历与圣经真理混为一谈时,会带来极大的混乱。

信仰有内在的一面:个人读经、祷告、默想神的话;但信仰又有外在的一面:委身固定的教会,参与公共敬拜,与圣徒相交等。而两个运动对信仰的基本理念是:追求敬虔就等于追求个人内在的属灵经历。受此影响的现代信徒,对生命成长的概念基本是个人性的,认为个人的读经、祷告最重要。比如:假如圣经只留一卷书?诗篇;诗篇只留一篇?23篇。这是典型的个人化、内在化的特征。

信仰个人化本身并不是什么错误,但信仰一旦只有个人化,这是极其迎合罪人堕落的自我本性。极度的信仰个人化直接导致了教会被弱化。

(5)教会被弱化

教会被弱化,必然导致去教会化的信仰形态。现代许多福音派信徒认为,要求委身一间固定的教会,是对个人的限制。更多的人喜欢来去自由的教会,甚至认为教会可有可无,只要个人信主就能得救。当教会被弱化时,教会在信徒的信仰中扮演的就是附属品的角色,他们有需求了才会来教会找牧师,比如孩子要高考了,或者自己要结婚了。这样的教会越壮大,培养的越是满足自我的基督徒,或星期天的教徒。

在这之前的教会历史,无论是使徒时代,还是后来的罗马天主教,一直到宗教改革,基督教所强调的以信仰为中心的生活就是教会生活。孩子一出生,到教会受婴儿洗礼;年轻人结婚,到教会得神父或牧师的祝福;死了,一定由教会举行葬礼。可是从敬虔主义运动和圣洁运动开始,一直到现在,因教会被弱化,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乐意过着去教会化的信仰生活。

3、反思

敬虔主义运动和圣洁运动在那个时代的发起,是因为当时的教会信仰形式化。他们把偏差的钟摆带回了中间,把只有教条带回到充满激情,把只有形式带回到有信仰的实质。但遗憾的是,矫枉过正了,他们把时钟摆向了另一个方向。敬虔主义运动和圣洁运动的初衷是针对当时教会的冷淡,并非否定那些正统思想,但运动极端化的结果,却把当时的改革演变成信仰的全部,以致形成今天教会的传统。而那些失落的正统对今日教会而言,似乎都是新鲜的,甚至是被排斥的。比如:过去领餐的资格一定是教会的成员,还需审核。但现在大部分教会的领餐资格已经大大降低了。欧美现在大部分的福音派教会,已经改变了新教本身的面貌。

二、家庭教会当有的信仰反思

中国家庭教会的确继承了大公教会许多好的特征:普遍注重生命的经历;热爱传福音,并成为衡量教会是否健康的标准;高举十字架,为主受苦等。但是,回首家庭教会这几十年的发展,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与这两个运动有着深深的关系。

1、割裂了大公教会的历史传承

中国家庭教会所面临的属灵危机是,对教会历史的认识基本是一个空白,与大公教会的属灵传统几乎是割裂的。

首先,太多的基督徒对教会历史一无所知,从使徒行传28章直接跳到现代,至于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基本不知道。没有历史感的信仰,极其容易走向偏差。一间教会知道历史有多深,对未来就看得有多远。教会想要把握纯正的福音,必须认真地回顾大公教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耶6:16)

其次,割裂了大公教会的属灵传统。“传统”的希腊原文是指“传递下来的教训”,中文和合本翻译成“教训”。

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教训原文是传统。——作者注),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帖后2:15)

无论是正确的信仰,还是错误的信仰,都与传统密不可分。信仰不可能没有传统,基督教是一个代代相传的宗教,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从零开始,不受任何传统的影响来理解福音,那是相当危险的。而传统就是教会传下来的属灵传承。

大公教会在历史上的属灵传承有哪些?信经信条,要理问答,五大唯独,高举十字架救恩的精神等。而现在,这些上帝留给后世教会的宝贵财富,在中国家庭教会正面临着断裂的危机。比如:相当多的基督徒一提信经信条、要理问答,马上排斥:“我啥也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

教会没有历史的传承,就没有未来;教会没有历史的厚重,就没有对未来危机的分辨。身为基督徒,认识我们的过去、身份,继承上帝在历史上留给我们的属灵遗产,以及了解要承接的历史使命,是责无旁贷的。

2、对神学普遍的轻忽

经过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现代主义的冲击,到了十九世纪,真理的绝对范围被大大缩小,大部分教义被相对化,后现代更助长了这一观念,欧美许多教会都成了自由派神学的天下。二十世纪来华的一部分宣教士,传递给中国教会更多的是包容、多元的思想,开始淡化神学的重要性。以至于相当多的信徒,甚至传道人,都认为“神学无用,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所以,我们就能理解异端为何轻易就能侵入教会了。

对神学轻忽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福音被大大缩小了。福音被功利地理解为“信耶稣,上天堂”、“病得医治,保平安”。基本上,所传的、所信的都是“面包福音”。凯波尔在《加尔文主义讲座》中指出,“面包福音”在发生战争、灾难时,会发挥临时的作用,一旦战争、灾难过去了,人们就会像扔掉拐杖一样把它抛弃。

有意思的是,中国家庭教会中那些最反对宗派、反对有神学立场、大力倡导合一的教会,却是分裂最多、出异端最多的地方。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比较复兴的教会是在河南、安徽等地,但教会分裂、出异端较多的也是这些地方,像重生派、灵恩派、被立王、东方闪电等。

反观改革宗教会非常重视神学教育。1949年之前,对中国基要派信仰有很大影响的神学机构是华北神学院,主要的支持者是美国的长老会。华北神学院对中国家庭教会的贡献非常大,一大批影响中国家庭教会的人,如:杨绍唐、贾玉铭、丁立美等,都跟华北神学院有关系。唐崇荣曾经说过:“改教五百年来,基督教历经多次思潮,唯有归正神学一直没有变。”历史是最好的证明。

忽视神学教义的重要性将会导致教会失去真理的根基这一严重后果。

3、偏重个人主观的信仰经历

除了受两个运动的影响之外,客观上,中国传统文化也造成了家庭教会今天普遍偏重个人主观的信仰经历。

(1)成圣的追求多半是道德式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一种道德文化。传统文化的支柱就是对儒、释、道的最高追求:仁义、忠孝、与自然和谐。重生的人一定会有道德上的改变,但属灵的追求不等于道德改良。因为儒、释、道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的品格,比如信佛的人也会心地善良。但人生命改变之根本,乃是福音恩典的更新。

受传统文化影响去评价一个人是否属灵,基本是看他的道德品格。这种道德式的信仰观念,在教会里塑造的往往都是形象高大的属灵强人,他们不会软弱,没有私心杂念,只有全心奉献。但是,基督徒不是完美的,人总有软弱,甚至有道德的瑕疵。这种道德式的成圣追求,导致人的生命出现虚假——强装刚强,不敢暴露自己的软弱。在教会里,越是牧者、长执,越是倍感压力,刚有一点软弱,立刻就有人提醒:“你可是长老啊!”撑不下去的时候,就崩溃了。

提摩太·凯勒牧师在一篇文章中说,人对上帝的回应有三种:无宗教,宗教性,福音性。比如:如何看待失败或得胜的人?福音的焦点是什么?宗教性地看失败的人,一定是鄙视的;而福音性地看失败的人,因明白“我之所以没有失败,是神对我的恩典、保守”,不仅不会瞧不起失败的人,反而会更加谦卑,更能体恤软弱的人。宗教性地看得胜的人,一定是羡慕,甚至崇拜;而福音性地看得胜的人,焦点是赞美神的作为。总之,福音的焦点是神的恩典、作为。

(2)偏重个人主观的信仰经历,致使教会的氛围多半是偏重感性的

聚会时唱诗、讲道多半偏重感性,讲员讲的道能让听众哭得稀里哗啦,是讲道的最佳效果。而且讲道也多喜欢讲个人见证。80—90年代,最受欢迎的书籍有盖恩夫人的《馨香的没药》、劳伦斯的《与神同行》、倪柝声的《属灵人》。一方面,这些属灵书籍的确造就了许多人的生命;但另一方面,遗憾的是这些书籍都是偏重个人主观信仰经历的。

信仰一旦偏重个人性,就极其迎合罪人堕落的自我本性,与后现代“个人至上”的思潮不谋而合。

4、去教会化的信仰形态

信仰极度个人化直接导致了教会的权威被削弱,其结果必然导致信徒去教会化的信仰形态。《使徒信经》其中告白“我信圣灵”之后,紧跟着就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圣灵在人身上的救赎工作无人能够拦阻,但圣灵通常是藉着所设立的教会来作工。比如:当圣灵呼召保罗去外邦宣教时,保罗没有运用自己使徒的权柄,直接宣告圣灵对他的启示,而是谦卑地接受安提阿教会对他和巴拿巴的按手祷告和差遣(参徒13)。尽管保罗是使徒,但他仍把自己置于教会的权柄之下。

早期教父居普良提出:“教会之外无救恩,圣礼之外无恩典。”这个观念,无论是奥古斯丁还是加尔文,都是坚定的持守者。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如此强调:“为了那无形的教会,即基督真正的身体,凡信徒皆必须委身于有形教会,尽管她有软弱之处。”对每一位真基督徒而言,他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必定要有的紧密关系,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松散关系;因为这是神命定基督徒健康长进的方式之一。

但是,现代许多教会基本属于聚会型教会,特点是注重聚会:培灵会、祷告会、查经会、春节特会等。而有些人成为“职业听道人”,到处串教会,跑来跑去,一上午赶两场,并且品头论足。与人一见面,就会问:“你现在在哪里聚会呀?”注意,他关注的焦点是“聚会”,而对圣职、成员制、主日等概念非常模糊。如果你问他:“你属于哪个教会的?”他会不乐意:“我谁都不属,我只属于耶稣基督。”

人的本性不肯受任何约束,重生后的基督徒残留的罪性仍然讨厌权威。许多信徒可以接受牧师在讲台上对罪的斥责,但不能接受教会对他个人执行纪律。陈佐人牧师说:“华人教会只有救恩论,没有教会论。”一语中的!因为我们重视的是个人读经、祷告,所以敬拜的日子不重要,和谁一起敬拜不重要,哪一天敬拜不重要,谁讲道也不重要。这在本质上是个人性的。

察验并判断一个人的认信和信仰行为,到底是通过自己,还是地方教会?这个时代的信徒受消费主义影响,有需要的时候找教会,没需求的时候疏远教会。然而,圣经要求我们不是在自我需求中受教,而是要求我们在权柄下受教。耶稣没有让我们自己牧养自己,而是设立了教会的牧者来牧养我们。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16:19)

绕开圣经真理,直接寻找神,是危险的;绕开教会,直接过成圣生活,大部分都是虚假的。脱离对地方教会的委身,大谈教会的国度性,必然导致人以自我为中心,无根无基,成为属灵的流浪儿!

5、一国论与二国论

(1)一国论

新教传入中国,已经两百年了,中国的基督徒也已经有了几千万,但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大。许多家庭教会的信徒最喜欢的一句话——“信耶稣得永生”。有些基督徒讨论这个问题:“主再来时,希望自己正在干什么?”有人说希望自己正在祷告,有人说希望自己正站在讲台上讲道,这绝对高大上。但如果按照这个观念,那些在职场上班的人怎么办,假如有弟兄在银行工作,正数钱呢,主来了,这岂不惨了。这是典型的一国论、圣俗二分思想。

个人的得救不是救恩的最终目的,得救只是新生命的开始,重生后就要存敬畏的心,开始在地上完成上帝从创世以来就交托给人的治理全地的使命。基督徒除了福音使命以外,还有文化使命。

(2)两国论

在约翰福音18章,当彼拉多问耶稣:“你做了什么事?”耶稣却出人意料地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莱尔主教说,基督说这句话的主要目的是让彼拉多思想关于国度的本质。基督的这句回答指出了圣约国度观:两个国度。

一个是属天国度,一个是属世国度,这两个国度,基督都是主。上帝藉教会来彰显属天国度,藉政府来治理属世国度。因此,每个基督徒都同时是这两个国度的公民,同时生活在两个国度中,我们是“双重国籍”。两个国度之间关系的原则是:凯撒不能上讲台,教会不能拿刀剑。上帝把教会放在属世国度之中进展,是要神的儿女一面专注属灵的国度,另一面也要在属世的国度中积极生活,荣耀上帝。

(3)两国论思想有效地指导了教会面对逼迫时的立场表达

历史上的重洗派是一国论的思想,只有属灵的国度,不参政,不当兵,不脱帽,不起誓。中国家庭教会受基要派影响,大多持一国论思想:不打官司、不参军、不关心社会,认为这些统统不属灵。

家庭教会目前正处于信仰环境的艰难时期,许多人争论:“逼迫时究竟该采取哪种立场?”每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一般有两种表达立场的方式:一种是不躲不藏,勇敢地申诉、抗辩;另一种是立刻分成小组,默默隐藏。那么,哪一种反应是正确的呢?两种方式都有圣经依据。例如,以利亚被耶和华呼召出来,公开发声,谴责亚哈王逼迫教会。而同一个时代,同样是先知,有七千人却默默隐藏起来。呼召以利亚公开谴责亚哈王的是耶和华,将七千先知隐藏起来的也是耶和华。因此遭遇逼迫时,有人会像以利亚一样公开申诉、抗辩,也有些人会像七千先知一样选择默默隐藏。

所以,公开申诉的不要批评隐藏起来的是胆怯、不勇敢,进行道德绑架;隐藏起来的也不要批评公开申诉的是血气、高调、与政府作对,这样也是道德绑架。但无论公开申诉,还是默默隐藏,聚焦的是福音见证,体现的是文化使命。

神学家尼布尔指出:“福音必须以文化的形式来表达。”庄祖鲲说:“没有一个时代的福音不是被文化包装的。”如果我们硬生生地把福音与文化切割,就会变成反智主义。过度强调基督徒属天的身份,忽视地上身份,会造成信仰内在化,不关心社会,失去文化使命。

传统的家庭教会正是如此。反过来,我们也要小心警惕,过度强调基督徒的世俗身份,而忽视天国身份,可能会让民主成为偶像,使基督教成为社会福音。历史上的自由派就是这么干的。

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国度论,是一国论思想,还是两国论思想?两国论思想中,我们更强调属天的身份,还是更强调属地的身份?

6、“热爱走十架道路”正面临失落的危险

家庭教会尽管有种种问题,但蒙主保守,仍有许多美好的传统:看重祷告,传福音,热爱走十字架道路。而为主受苦、轻看世界、走十字架道路是许多教会在逼迫中坚忍的动力。

但我们要警惕目前世俗化对教会的挑战。历史不断地证明,逼迫往往使教会复兴,真正威胁教会的乃是世俗化。世俗化是什么?把金钱、知识、权力、名誉、享受等高举为神。工业革命带来商业社会,竞争激烈,人们更加注重现世。我们处在消费文化在全球高涨的时,受实用主义的影响,现在许多教会为吸引人来到教会,不惜以满足人为核心来设计讲道内容;会友对教会的衡量大都以人数增加为标准。教会与世界分别为圣的界线开始变得模糊,家庭教会传统走十字架道路的精神渐渐失落。

2018年“新条例”颁布以来,逼迫加剧,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上帝知道有比逼迫更大的属灵争战,就是世俗化的冲击。逼迫是上帝自己设计的,祂要炼净教会,预备家庭教会迎接更大的争战。

非常感恩这些年上帝藉着恩典城市的事工,透过福音神学,把我们从律法主义、道德主义中解救出来。但随着世俗化对教会不断地冲击,历史的时钟会不会不受控制地摆向另一边——反律主义、滥用恩典?家庭教会热爱走十字架的传统会不会失落?如果是这样,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会再次回到敬虔主义、圣洁运动的时代,教会纪律散漫,信仰形式化,有知识没有生命,道德下滑。

我们反对道德主义,是不是把道德的标准也降低了呢?我们反对律法主义,是不是连同律法的价值也一同抹杀了呢?我们强调恩典,是不是在滥用恩典呢?我想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中国家庭教会还没有迎来大复兴,但教会信二代的衰落却已经开始出现。

我们需要反思老一代传下来的“热爱走十字架道路”的精神,我们还保留多少?我们所有事工聚焦的地方,是否已经偏离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

7、警惕制度崇拜

20世纪80年代,上帝在中国兴起许多团队,最著名的就是五大团队。但是,现在的发展已表明,团队模式的兴盛期已经过去了,慢慢形成以城市为基础的地方性教会。新兴的城市教会,特别是有海外背景的牧者,非常能够接受地方教会的建制,越来越多传统的家庭教会也开始思考转型、建制。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在国内兴起的改革宗运动,国内许多地方相继建立了改革宗长老会、改革宗浸信会,或改革宗独立教会。长期关注、研究中国教会的北美学者庄祖鲲指出:中国教会“建制转型”是迟早必走的路。

不过,要警惕制度崇拜。西方的教会制度,有其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比如:长老会对圣职的选举是建立在圣约神学教义理解的基础上。但教会建制,在理性上的接受和实际牧会中的实践,是两回事。

健康的教会需要建制,但我们要警惕“建制主义”,警惕制度崇拜。没有福音的聚焦,为了建制而建制,不过是建立一个意识形态,以事工为导向。这些年我们不得不痛心地说,有一些偏激的改革宗教会,以接受正统教义作为“纯正教会”的标准,认为教会建制了,就等于是健全的教会了。

健康的教会,既有功能性,又有福音性,是互相兼顾的。教会的功能性包括:敬拜、探访、团契等,但不能功能化,以功能替代福音,这是灾难。教会的福音性是指:从内心发出的敬拜,在彼此相爱中的探访,充满彼此委身的团契,彰显福音等。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人贪财,但制度不能使人知足、感恩;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人专权,但制度不能使人谦卑。福音性不可替代。一旦以功能替代福音,教会的建制虽然符合正统神学,但它不过是建立了一个意识形态。

结论

基督徒学者普遍认为,当福音在一个地方发展30年,这个地方的福音事工就不再是开拓期,而是成熟期。如今中国教会从上世纪80年代的快速增长,到现在已有40余年,早已走过初期的开拓阶段,而应该进入一个健全的时期。

中国家庭教会作为大公教会历史中的一员,回首这几十年所走过的历程,幼小、软弱,充满了对上帝的亏欠。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圣徒的坚忍”,其实首先不是我们坚忍,而是上帝对我们坚忍,祂忍耐我们的软弱、不忠。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祂带领家庭教会经过了死荫的幽谷。展望未来,我们的生命不掌管在自己手中,教会的命运更不掌管在逼迫我们的人手中。让我们在旷野的道路上,靠主的恩典坚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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