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其实问题并不光是出在神学生，我们不能指望神学生自己塑造自己（当然圣灵是最大的塑造者），在神学院就读的3-4年时间里，既能够很好的学习和把握神学知识，又能够很好的把这些神学知识转化整合，应用在教会的服事中，神学院一出来就很会牧会，也很有神学知识，而且属灵生命也非常健全。这种期待和要求就现在的神学教育模式而言，是很不现实的。不是神学生不想把他们把他们所学习到的神学知识应用在教牧服事中，而是他们不会，也顾不上。

02

秦路：那么，根据您提到的这些需要，您认为较好的解决之道有哪些？

陈彪牧师：其实，根本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再思当今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模式。我们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模式现在正逐渐朝着西方的神学教育去走，去模仿和借鉴。我不是否定西方的神学教育，但是很明显，西方的这种独立的神学教育模式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很明显的，我们中国教会是否要重蹈西方神学教育的覆辙呢？我们是否能够避免这种神学教育模式所带来的神学与教牧的脱节呢？我并不是要否定西方的神学教育模式，西方的神学院有其十分重要的贡献，也有其十分显著的果效，但是就目前中国教会的情形而言，这种神学教育模式未必适合今日的中国教会，重要的是这种神学教育并不是圣经所倡导的神学教育模式，不是圣经所倡导的培养牧者的模式。

如果我们留心观察，我们会发现，西方的神学教育现在朝着纯学术的方向走去，一方面是诸多自由派神学院的纯理论和学术现象较明显，这个已经不言而喻。而诸多福音派神学院则试图希望能够把神学与教牧平衡起来，但是这些神学院由于大多与教会之间的关系疏远，甚至是独立于教会之外的，也由于自身的教授们少有在教会一线牧养的牧者，所以使得这种尝试效果不佳。为此，一些有影响的教会和宗派目前产生的神学院、教会植堂中心和培训中心（如救赎主城市植堂中心，健康教会9标志）都在试图透过增加一个实习期来减少神学院和教会实践的落差，作一个整合性的学习实践。

为此，我们恩典城市和第三千禧年神学资源中心目前希望能够开展一项新的事工，一种新的结合和尝试，我们希望能够把神学院带回到教会。什么意思呢？我们希望能够很好的把神学教育与教牧实践结合在一起。

我们希望透过以城市为基地，联络该城市不同教会的领袖和牧者，培训他们，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一些领域中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和学习，成为在该领域有专长的培训师，然后让这些人在该城市组成神学培训中心，也就是常说的夜校或神学院，然后让他们来培养这个城市的教会牧者。让这些牧者一边牧会，一边成为该神学院的讲师，让另外一些牧者，一边牧会，一边学习神学。这其实就是改教家们五百年前所采用的神学教育的范式。

在一个城市，我们希望可以培养4-5位牧者，让他们教授不同领域的课程，旧约圣经和神学，新约圣经和神学，系统神学，实践神学等。这些牧者是在牧会的同时，对自己的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学习，然后，也在牧会的同时，教导培育新一代的牧者。所以，这些神学院（神学教育中心）的老师，他们的身分首先是教会的全职牧者，其次才是神学院的兼职教师。

这样，一方面我们可以减少一个神学生3-4年全时间读神学的费用；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的避免神学与教牧的脱节；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读神学的期间，依旧在教会牧养和服事，不会使得神学研究与教会服事脱节。其实，这个不光是节约资源的问题，因为3-4年道学硕士的培育，人的神学和思想就会基本定型，将来重塑的难度更大。

03

秦路：就您所提供的这些解决之道，您觉得透过哪些努力，可以使众教会能够参与其中？

恩典城市和第三千禧年神学教育资源中心只是做带头和引导的工作，后期的事工，需要诸多教会同工的参与。我们并不是要藉着这项事工来推动众教会在体制上的合一，那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希望能够藉着这样的事工，为中国教会培养更多和神心意的仆人，实现以弗所书4章所描述的成熟的教会。

通常在我们中国教会，不少神学生都是由教会差派出去学习，或者是自己选择出去读神学的，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这些神学生中，一部分人毕业后会回到教会服事，一部分人毕业后或许会去到其他地方服事。现在的神学院的教育模式通常是注重神学生在神学院的学习是以知识的累积为主的，这是目前神学院的情况，然后我们却期待神学生学习3-4年后，就能够自己把所学习的知识融会贯通在教牧服事中，这是很不现实的。所以一方面导致教会对这些神学生很失望：怎么现在的神学生都只懂神学，不懂教牧服事？学习神学有什么用？另一方面，对神学生、传道人而言，也是很大的伤害和打击：我到底错在哪里？错在学习了神学？错在懂得太多？如果我不学神学，就出来牧会，大家就不会批评我只懂神学不懂牧会了吧？

所以，我们希望各教会能够客观的看待目前的这种神学教育模式的困境，然后能够同心合意的开展这项事工，在教会里开神学院，把神学院带回教会。我相信，这是当今中国教会急需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众教会能够一同参与，避免神学生毕业回到教会后产生的“水土不服”的现象。

04

秦路：那么请问陈牧师，您觉得开展这项事工，将会面对的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您所能够预想到的难处有哪些？

陈彪牧师：困难是很多的，一方面，如何选择合适的老师，是很大的难处，老师们首先需要是已经在教会牧养多年且有着十分显著的牧养果效的，也需要有一定的学术研究和教导的能力，诚实的说，这样的老师不是很好找，但是可以培养，可以学习；另一方面，如何联络和组织每次的学习和课程，如何联络众教会同工来参与，因为我们中国教会通常比较喜欢单打独斗，不太能够和其他教会一起合作和同工，这也是我们将要面对的一大挑战；最后，也是如何处理不同教会之间的神学立场的问题，如何面对不同的神学问题的争议，许多人无法处理不同神学差异的优先秩序。我想这些，是目前我们所能够预想到的一些问题和难处。

05

秦路：最后，请问陈牧师，您对这项事工的期待和愿景是什么？

陈彪牧师：我们这项事工所期待的其实就是能够把优秀的神学内容（IIIM教程）与实际的教牧实践结合在一起。根据 John Frame 的神学多重视角，IIIM教程（视频／音频／文字和学习指南）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内容标准的视角，保证了圣经和神学知识观念的质量和传递的效果（翻转教室），而我们要培训一种培训教师，透过他们要把这些知识观念实现和转化在学习者的个人生命和教牧技能上。因为我现在同时在参与两项事工，1是恩典城市的植堂运动，2是第三千禧年的神学培训事工。这两项事工如果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经过两年为周期的培训和陪伴过程，期待产生一批较优秀的培训教师。我相信这样循环培训的提升，会给中国教会带来极大的帮助和造就。

在目前的植堂培训中，我们发现参与者的圣经和神学素养与一个能够带领植堂的牧者有着相当的距离，同时，不可能把这些在职或代职侍奉的受训者都变成全职神学生，那样的话，教会就没有带领者了。同时，一个完全脱产到外地读完传统神学院的神学生，再回到自己的教会牧养和植堂，往往要走许多的弯路与度过一段相当长的磨合期。当把神学院栽植到教会中时，将来的全职工人就从中预备和筛选，从他们中间出现下一代的植堂者和牧者。他们无论在学以致用中，处境化的处理上往往会优于空降兵。

神学院应该在教会里，不是在其他地方；

学习神学的过程，就是一个牧养和被牧养的过程；

老师本身就是在任牧者，学生本身也是实习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