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500年前，第一批新教信徒，常常面对来自罗马教会的、一个尖锐的质问和奚落：“在马丁·路德之前，教会在哪里？”路德的回答是——在福音中。因此，在德意志地区，当那些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福音的人，聚集在一起，传扬福音，崇拜上帝并施洗、擘饼的时候，他们被称为“福音派”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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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个回答则是——在圣经中。因此，在宗教改革后，那些相信圣经是唯一的至高权威、重新以圣经来教导我们归正、学义的教会，被称为归回圣经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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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参与的恩典城市福音运动，深深地意识到，今天的中国教会和普世教会一样，是这一“回到圣经”和“回到福音”的宗教改革的属灵后代。因此，恩典城市福音运动也是一场上帝在中国兴起的、承接宗教改革精神的福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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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年，英国伦敦会差遣的宣教士麦都思，用娴熟的中文写下了一部《三字经》，其中阐明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并宣告：“我信之，必得救。我怀疑，主弗救。”这就是宗教改革的福音信仰闯入中文世界的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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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结束了吗？我们认为，无论在哪里，基督的恩典若没有藉着十字架，被置于一切信仰生活的中心，宗教改革就没有结束，而必将在那里继续；无论在哪个时代，上帝的荣耀若没有藉着圣经无误的话语而成为教会生活与使命的根基，宗教改革就没有结束，而必将在那个时代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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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聚在一起，因为这是一个信心与恩典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怀疑与骄傲的时代。这是一个福音广传、在中国的各城各乡扎根、结果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庄稼已经发白、你们当求庄稼的主人、打发工人去收祂的庄稼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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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百年，中国教会经历了两次大的巨变。一次是1900年的庚子事变。19世纪来华的宣教士，多为宗教改革和清教徒的后代，福音在他们那里，是清晰、古旧和肯定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自由派神学和科学主义，几乎全面侵蚀和占据了西方教会。在20世纪上半叶来华的宣教士中间，福音逐渐变得混杂、多元而失去了焦点。然而，经过庚子事变的苦难，中国教会兴起了一批本土的奋兴布道家和传道人，他们以朴素的神学和信仰，承继了19世纪的英美宣教士所带来的那个“我信之，必得救。我怀疑，主弗救”的福音。随后，当教会迎来第二次巨变时，这一批本土的基要派教会，成为了宗教改革的信仰在中国所留存的种子，也形成了六十年传统家庭教会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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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三十年，我们以惊讶敬畏的心看见，基督的福音——这神国的面酵在中国这个地球上最庞大人群的三斗面里，平稳而持续地越发越大。与此同时，中国教会也在全面补上与普世教会隔绝了半个世纪的功课。特别在最近十年中，我们看见，各地的教会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如何带领小组，如何设计崇拜礼仪，学习如何增长，如何宣教，如何做门徒训练，如何按立传道人，甚至如何开会，如何投票，如何执行教会纪律，如何……

恩典城市运动，不是一套关注于上述教会建造和教会增长的各类议题的培训计划和学习体系。而是向我们自己、也向当前的城市家庭教会，重新提出500年前的宗教改革所提出的两个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得救？以及，主的教会在哪里？恩典城市运动，期望单单以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来推动一场由内而外的福音运动和植堂运动。

而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起初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回答。唯独恩典的福音，而不是我们的敬虔、美德和善工使我们得救；唯独十字架的宝血本身，而不是我们俗世的成功、事工的果效和神学的正确，是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坚固保障。同时，教会唯独从福音而生，教会也唯独从圣经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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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卑微的仆人相聚在一起，再次祈求主基督的奇异恩典，能使我们复兴，就在这些年间；祈求有更多的以基督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在各城各乡，唯独从福音而生，也唯独从圣经而生；祈求有更多的仆人被教会的主亲自兴起和差遣，在中国的各城各乡，不是依靠势力，也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单单因为笃信福音这永生之道，去为基督赢得每一座城市，好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无数得救的灵魂中被高举和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