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虚构和沙盘推演，基本上可以从历史当中得出一些结论来。大家公认的基督教入华是从景教入华开始算的。景教入华起初颇为成功，十字寺也遍布全国。但是后来却随着武宗灭佛，就一起灰飞烟灭了。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启示是，它起初有两点现在回头看可能是做错了。但是如果我们穿越回去也不见得比他做得更好，因为在历史条件下就是那样。第一个是它依附权力，是要通过跟唐王朝当中的一个中亚势力，武装贵族的势力，回鹘、突厥这些产生关系，它作为叙利亚来的宗教，攀附上权贵。景教碑里就多次暗示地讲，考证出来的人都跟郭子仪、跟很多大将有关系。第二个是基督教中国化做得太过分了。它把大量的佛教、道教术语借用过来，表达基督教的思想。这个当然是好的，因为你总是要用汉语来表达，但是基督教中国化做得过分了，以致这些僧人翻译圣经或者是相关的基督教书籍的时候，都有一些恶意在里边。我自己看到过一些文献，把耶稣，弥赛亚，故意翻译成叫“迷失鼠”，好像说一只迷失的老鼠。这种名字音可能是相似的，但明显是带着亵渎和恶意的。有很多这种类似的例子。一般的老百姓也无法分辨你是基督教还是佛教的一支。这是第一个反思。

第二个反思是，从明清以来，利玛窦在某种意义上重复了这个模式。他想走高层路线、精英路线，甚至想打入宫廷，如果可能的话他很希望明朝皇帝信主。南明的小朝廷算是某种程度间接实现了他这个理想。但是小朝廷也只是想跟天主教世界取得一点支持，能帮它复国，并没有真的信主。虽然也结出了像徐光启、孙元化，这样丰硕的成果，这些都是很有名的，也影响中国至深至远的人。大家非常尊重利玛窦，四书五经、儒家经典，倒背如流，汉语非常流利，写的文章都胜过这些世子。但是，随着明末清初演变，起初康熙还对基督教很有好感，但是一旦它继承了明的体制，就开始全国性的宗教禁令。所以高层路线再一次证明是行不通的。基督教扎下根是在第三次，马礼逊开始。这次基本上是传教士进来了，也成功了。但是留下的一点后遗症是，至今会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课本和文章当中告诉我们，这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进来的。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基本上是胡说八道，但也不是说没有一点根据。的确起初大量的基督教宣教士有好的见证，为中国舍命，像戴德生，像很多人。但同时可能也有极少数的天主教或新教，有一些官商的政教勾结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带来了一些很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几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面对今天的中国文化，基督教中国化还是中国基督化，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这是一个路线的选择。大量地去谄媚于中国文化，高估中国文化，太大量使用它来表达基督教信仰，景教告诉我们这不是理想的选择。第二方面，跟高层路线走，可能不是早期的蛮族占领欧洲的状态，需要我们想别的办法。第三方面，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见证很重要。不光是神学教义的精纯，你的组织度可能是更加重要的事情。你让老百姓要看得到这些。所以我看到了这些反思就是我们在中国做基督徒，神学精纯当然是重要的，立场要清晰，不要走到基督中国化这样的路上去。中国基督化是很好的。

第三，不要把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经书。你要了解老百姓的切身体会和实际的需要。你现在是在香港，你要知道香港人在干什么。如果你是在新疆，你要知道新疆人在干什么。你如果在武汉，你知道武汉人民在承受什么苦难。你需要了解这些，要感同身受。你需要让人家觉得你不是孤高决绝、不食人间烟火。你要像起初的基督徒一样，用自己实际的见证，赢得罗马上下一致的认同，连罗马的戴克里先逼迫的时候，都不得不服，你看看人家基督徒所做的，这本来是我们当做的，我们却远远不如。所以我觉得这是几点从历史得来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