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基督教会（英裔欧洲人）和范围更广的文化之间的关系被称作“基督教世界”，各样的社会机构致力于使人们“基督徒化”，同时污辱耻笑非基督的信仰和举止表现。虽然人们被所处的文化“基督徒化”了，但他们并未被福音重生或归正。于是教会的工作就是向这些人发起挑战，要他们与基督建立活泼、有生命力的关系。“基督教世界”兼具很重要的优点和很大的缺点。优点是它提供了一种公共性的道德语言，使整个社会可以一同讨论何为“良善”。缺点是不以被福音改变的内心为基础的基督徒德行经常会导致冷酷和伪善。

让我们思想那些“基督教世界”中的小镇是如何对待未婚母亲或同性恋者的，而且，“基督教世界”中的教会通常对统治阶层滥用权力恶待弱势群体的现象保持缄默。正是因着这些和其他各样的原因，至少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和北美的教会已经失去了她们作为公共道德仲裁者的特殊地位。从二战结束以来，基督教世界已经以更快的速度走向没落。

大约在1950年，英国传教士纽贝金（Leslie Newbigin）去到印度，在那里他加入了一个在完全非基督化的文化中活出“使命”的教会。当他于三十年后回到英格兰时，他发现当时的西方教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个完全非基督化的社会，但她显然还没能适应新的环境。虽然公共机构和欧洲和北美的大众文化不再能够使人“基督化”，教会却仍然在从事它的事工，假想着一大批“基督化”的，传统或道德高尚的人们会主动出现在各样服事中。有些教会当然也把“传福音”作为多种事工中的一种，但西方世界的教会并未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使命型”教会，即致力于使教会在敬拜、门徒培训、社区、及服事中的所有运作形式都被调整转变为与周围的非基督徒社群有紧密联系的样式。教会未能像为其他非基督教文化做的那样，发展出一套“针对西方文化的传教学”。

至今，美国福音派教会还没有像在欧洲和加拿大的新教教会那样经历急剧的衰落，原因之一是在美国仍然还存留了一处由传统的“基督教世界”社会的余民所组成的“策源地”。在那里非正式的公共文化（尽管不是正式的公共机构）仍然在对非基督教信仰和行为发出斥责的声音。“在美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很严重的分裂，一边是一个种族多元化的国家，它正以更快的速度成长，在经济上活力四射，在道德上逐渐相对化，以城市化为导向，在文化上追求新奇的刺激，在性观念上出现多种形态。。。。。。另一面则是另外一个美国：以居住在小镇中的，以白人为主的、以宗教信仰为导向的小家庭为代表。。。。。。这部分人在社会中的文化和经济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弱小。。。。。。”—迈克尔•乌尔夫。

在保守主义的地区，今天仍然有可能见到人们宣称自己接受信仰，教会在增长，但并不会成为“使命型”的教会。大多数传统的福音派教会仍然只能使那些在性格上有传统和保守倾向的人归入基督。但就像乌尔夫注意到的那样，那是一个“正在收缩的市场”。最终，这些安于残存和衰退的“基督教世界”现状的福音派教会将不得不开始学习如何让自己变成“使命型”的教会，否则就会走向衰退或是死亡。因此，我们需要的，就不仅仅是福音派教会，而是“使命型”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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